[OCAT研究中心] 连线海内外的声音 |《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线上发布会（一）

OCAT研究中心《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已付梓刊发。鉴于当下的公共卫生安全情况，我们先将原计划的新书发布会改为线上活动——“《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线上发布：连线海内外的声音”。此次活动我们邀请了数位作者以录制音频的方式，介绍他们在本辑《世界3》所刊载的文章，同时也分享他们近期的思考以及全球语境下的艺术史研究的境况。本次活动旨在分享知识，促成海内外乃至全球美术史研究的一种呼应，欢迎大家保持联系，常来聊天。

连线海内外的声音

开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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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跨文化视野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

—— 关于“民族志之眼”项目的思考

“民族志之眼”系列项目发起者是美国学者胡素馨教授(Sarah E. Fraser)，现任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主任。2013 年夏，笔者获聘担任项目学术助理。2013 年秋，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黄宗贤教授和中 央美术学院曹庆晖教授受邀加盟项目组，担任中方合作团队主持者。项目第一期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很多艺术家西迁至大后方。第二期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时期，在此期间有一批中国艺术家在巴黎、柏林、 伦敦等城市学习，他们对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艺术流派及其技法产生浓厚兴趣，包括 18、19 世纪法国学院派写实主义、19 世纪后期出现 的印象派、20 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先锋派等。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项目第二期所考察的留欧中国艺术家大都已回中国。他们随大学、美术 学院、图书馆及考古所等西迁。家国不幸画家幸，战争现实、山河破碎、 各种变故等深深触动他们，遂使创作产生新变化。身处多文化并存的 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与少数民族族群近距离接触，使他们获得了探索和 定义中国现代性的新资源。在创作中，他们大多有选择地借鉴欧洲绘 画语言来表现各自在内地边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跨文化视野 下逐渐走出了不同于欧洲现代绘画的新路。项目考察所涉艺术家众多，如庞薰琹、常书鸿、王子云、司徒乔、吴作人等。这些具有“西学”背 景的中国艺术家，都在这一时期走向“西部”，他们的绘画实践在油画、 水彩、水墨等媒介间自由滑动，显示出突破单一画种局限的创作观念。

“民国时期”美术史虽然是中国美术史的短暂瞬间，但也是重要的转型期，在此期间发生的诸多艺术现象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胡素馨看来，“民国时期艺术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所蕴含的有关中国艺术未来的各种期许”。具体到抗战时期的中国艺术，她认为中国艺术家对西部边疆的“发现”是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艺术史现象，其意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这个艺术史现象联系着战争、西部美术考古与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另一方面，在当时许多有关“民族”风格的现代绘画探索中，也孕育了 1949 年之后的中国艺术的一部分构成因子。因此，把握这一时期艺术家创作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他们对“民族”的关注，将有助于理解战后乃至当下中国大陆美术界 的创作潮流和话语动向。

“民族志之眼”项目缘起于 2011 年。当时任职于美国西北大学艺 术史系的胡素馨教授，曾开设一门博士生研讨课(seminar)— “民 族 志 之 眼:边 疆 的 艺 术 ”(Ethnographic Eye: Art of the Frontier)。此课程主要面向研究领域为全球现当代艺术(Glob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的博士生，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艺术史系的修课者 大多来自这个研究领域，但大家在博士论文研究中所关注的地理区域 有东亚、欧洲、北美、拉美等不同侧重。此外，修课者还有来自历史 系的博士生，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 19、20 世纪社会史和政治史。由 于“民族志之眼”这个议题极具开展跨文化和跨学科讨论的潜力，所以， 围绕这个议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视角的选课者们共同阅读了大 量 19、20 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相关图像和文献资料。我们进行了多次集 体讨论和独立报告，学期末全部提交了以具体艺术家或视觉文化现象为 个案的论文。对于选课者和授课者，这都是一次极具启发性的课堂实验。由此，胡素馨开始考虑，将这个议题扩展为一个集艺术史调研与培训 为一体的国际项目，直接促进世界不同地区美术史学教育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利于培养新一代学者在国际视野下进行有关 20 世纪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原文载《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第216—225页

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及其反响

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人类学:图像科学论稿》(Bild-Anthropologie: Entwürfe für eine Bildwissenschaft)出版于 2001 年， 由 7 篇文章组成，外加一个简短的前言;不过前言和正文是一起编号的， 所以从目录形式上看是 8 章。前言交代了本书的写作背景，即作者是如何转向人类学的图像理论的。这种转向可以追溯到 1990 年，即贝尔廷出版《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Bild und Kult: eine Geschichte des Bildes vor dem Zeitalter der Kunst)的那一年。同年，他跟赫伯特·凯斯勒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胶园主持过一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是《为什么要有图像?》(Why Image?)，虽然文章没有正式发表，但可以说开始了一种人类学的尝试。1995年，贝尔廷应邀参加一个讨论世界文化中死亡现象的研讨会，于是他就开始思考图像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后来形成了一个研究项目，由格尔达·汉高基金会提供资助，贝尔廷和马丁·舒尔茨一起负责。本书即是在这个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过作了很大的扩充。

《图像人类学》讨论的问题跟《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之间有一些关联。贝尔廷在前言中提到，《图像与崇拜: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出版后，有些书评提出，也应该对“艺术时代之后的图像史” 加以思考。此外，贝尔廷在写作《图像与崇拜》时，有一段时间待在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其时弗里德伯格正在他隔壁的办公室写《图像的力量》。两人讨论时，弗里德伯格怀疑图像有一部 线性的历史，可以像艺术风格那样归为一个序列。这也促使贝尔廷在新的方向上探索“图像史”的写法，慢慢地开始向人类学的方法靠拢。从《艺术时代之前的图像史》到《图像人类学》，重点也从崇拜的图像转移到了死者的图像。

2000年秋，贝尔廷在卡尔斯鲁厄启动了一个跨学科的“图像人类学” 研究项目，但讨论的方向跟本书完全不同。贝尔廷理解并欢迎这种差异。他谦虚地说，本书只能算是为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已完成的项目，而只是希望“图像科学” 跟艺术史、考古学一样在媒体话语中有一个出场的机会。

本书标题中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是“人类学”(Anthropologie) 一词。贝尔廷说，“人类学”这个词很容易跟那门叫作“人类学”的学 科混淆起来，言下之意是说，他仅仅是采用了一种从人的角度来理解图像这样一个视角，而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他曾多次声明， 他使用“人类学”一词，是在遵循一种欧洲的传统。不过，尽管在其他地方贝尔廷把人类学跟“民族学”(Ethnologie，或译人种学)区别开来，但在本书前言中，他提到，鉴于法国学者，如乔治·迪迪-于贝尔曼、马克·欧杰等也在继续使用“民族学”这个概念，并且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原始民族” 转向了西方和法国自身的文化，那么保留“人类学”这个概念的模棱 两可性也未尝不可。贝尔廷之所以愿意使用“人类学”这个界定起来很麻烦的词语，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就可以跟那些只关注技术的图像史和媒介史拉开距离。

原文载《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第290—305页

海报设计：杨思嘉

图片编辑：姜小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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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

5月6日起有序开放，观众可预约参观“星星1979”延期至6月28日

关于OCAT研究中心

OCAT研究中心是OCAT在北京设立的非营利性、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是OCAT馆群的有机部分。它以研究出版、图书文献和展览交流为主要功能，研究对象包括古代艺术和自上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主义的视觉艺术实践，研究范围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艺术展览、艺术思潮、艺术机构、艺术著述及其它艺术生态，它还兼顾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图书馆、档案库的建设和海外学术交流，它也是OCAT馆群在北京的展示平台。

OCAT研究中心旨在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的价值模式、学术机制和独特方法，它的学术主旨是：知识、思想与研究，它提倡当代艺术史与人类精神史、观念史、思想史和视觉文化史整体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和开放的学术研究精神，关注经典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出版与现当代艺术史与古典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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